为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升海洋保护地的管理效能,10月16日,由海南省林业局主办,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承办,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在海口召开。本次工作坊为期三天,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山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的专家,以及来自海南省各海洋保护地管理机构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等60位代表,通过专家授课、案例分享以及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就海洋保护地管理、关键物种与生态系统研究和保护、社区共管、公众参与等方面的议题进行分享交流和经验探讨,共同梳理海洋保护地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路径。
海南省是我国重要的蓝色国土,也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资源。作为我国唯一的海洋热带岛屿,海南省肩负着保护海洋生态,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使命,海洋保护地则是守护海洋生态的核心载体,也是实现“人海和谐共生”的重要平台。
海南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周润邦在致辞中提到,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海南省积极推动了包含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以及湿地公园等保护地类型的多元保护体系,尤其是在红树林及其生态系统、海洋物种保护、海洋保护地管理能力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工作成果。但他也表示,海南省目前在海洋保护方面仍有不足,例如海洋生态系统退化、本地调查研究不足、沿海社区对海洋保护的认识不足、海洋保护专业人员匮乏等。期待通过本次工作坊的学习、交流和碰撞,开启更多思考和实践,使海南的海洋保护工作从被动保护走向主动作为,从单点保护迈向系统管理。
从西南山地到青藏高原,从城市中心到热带海岛,在过去的十八年中,虽然山水已经在中国很多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中开展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践,但如今来到海南,参与到海洋生态系统及保护地周边社区的保护与发展中,山水还是初学者。
在开幕发言中,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主任赵翔表示海洋生态系统,尤其是近海生态系统,不仅孕育着丰富的海洋生物,为小规模渔业和人类的旅游休憩提供服务,同时还在调节气候、保护海岸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状是它的综合功能和价值还未得到全社会各界的充分重视。海洋保护地是海洋保护的基石,海洋保护地的管理水平是海洋保护未来发展的关键,山水作为社会组织,希望通过搭建交流的平台,充分和有序地发挥自身力量,参与到助力海洋保护地建设的工作中。
2022年12月19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通过国际协定,旨在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其核心目标为“3030目标”,即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并通过修复退化生态、建立保护区体系等措施推进实施。该框架成为指导2020年之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新纲领性文件,以促进全球2050愿景的实现。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在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2030目标: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为题的分享中,介绍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现状,强调了人类对海洋生命认识和海洋保护的重要性。而如今,土地和海洋用途的改变、气候变化、过度捕捞、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重要原因。要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的3030目标,需要全社会携起手来投入更大的努力。但仅靠传统的保护地体系很难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则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补充。
吕植老师介绍,目前我国主要的OECMs类型主要包括生态空间内的非保护地区域、社区保护地、近自然城市绿地、自然友好农田,OECMs可以填补保护地和生态红线之外的生物多样性优先区空白,并采用对人类活动更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的保护方式,以及支持自下而上的保护行动和社会多元参与,被普遍认为是能够大幅增加陆地和海洋受保护面积,以实现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新型保护工具。在我国,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已经是一种政策导向,也是一种行动方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前提下的现代化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期待。
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副院长、教授刘阳以“海洋鸟类的研究与保护”为题,重点介绍了海鸟的生态学知识,强调其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也根据现阶段研究成果识别出其面临的保护挑战。
海鸟是适应于海洋生活的鸟类类群,中国境内共记录海鸟3目12 科29属81种(狭义)。海鸟灵敏的嗅觉、多样的飞行策略、八字形或环形的迁徙路线等,都与陆地鸟类有所区别,显示出其对海洋生活的特化与适应。海鸟群落能提高珊瑚生态系统生产力、生态功能和抗性,保护海鸟有助于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平衡,而研究海鸟,也有助于支持海洋保护区域的识别与规划。
研究发现,影响海鸟种群生存的人为因素主要包括渔业活动中的兼捕、入侵物种(如鼠类和家猫)对海鸟栖息地的破坏、光污染和塑料污染、家禽传播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对此,刘阳教授分享了以下保护建议,包括加强渔业管理、清除繁殖地的入侵物种、监测禽流感等疾病风险。刘阳教授强调,海鸟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指示物种,能够反映海洋环境的健康状况,对海鸟的研究与保护,也是对更广阔的海洋及陆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王伟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题,回顾了自然保护地的历史,介绍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针对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未来表达了展望与思考,也对此前吕植老师在分享中提到的OECMs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
王伟介绍,为了实现“3030目标”,目前各个国家都开始了积极的行动,在原有通过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PAs)建立与管理的基础上,结合自然保护地以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构建了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ABCMs),从而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以及保障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的目标。截至2025年7月,全球已有15个国家和地区上报了共计6467个OECMs的记录,其中陆地及内陆水域的OECMs数量为6248个,海洋OECMs数量仅为219个。在IUCN发起的一个新的针对受保护地(PAs+OECMs)的公平有效管理认证计划(“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中,目前全球共有104个案例入选,中国有25处,其中涉海保护地1处。
对于如何识别潜在的OECMs,王伟认为可以将生物多样性关键区(KBAs)作为OECMs识别的基础和工具,从而提升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网络的连通性。对于完善PAs和OECMs的保护成效评估技术体系,应当借鉴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理念和准则,通过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从而有效和适应性地应对社会挑战,并为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带来效益。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三沙海龟生态学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林柳以“南海的海龟研究与保护实践”为题,向大家介绍了对海龟这一古老的海洋生物。林柳认为海龟是海洋保护理想的旗舰物种,它们在维持海草床健康、控制水母和海绵数量、促进物质循环中扮演重要作用。然而在全球,海龟的生存现状充满危机,非法贸易和滥捕滥杀,导致中国境内及周边海域海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2018年,世界龟类保护联盟发布全球龟类保护现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是全球濒危龟类最集中的地区,曾经琼海、万宁、陵水、三亚、东方等多地均有海龟上岸产卵,而今海南岛已近40年没有海龟上岸的正式记录。此外渔业误捕、海洋垃圾和微塑料污染、海龟疱疹病毒流行、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产卵场等问题也严重威胁着海龟种群的未来。
在夏威夷和佛罗里达的成功案例表明,通过严格立法、科学管理和全社会参与(如在渔业中推广海龟逃生装置TED),海龟种群是能够实现恢复的。我国从1985年建立惠东海龟保护区,到2021年将所有海龟提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再到2018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海龟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在构建以海龟为关键物种的保护体系。特别是在南海,这片承载了中国海龟最后希望的海域,研究团队正在开展积极的实践。西沙群岛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绿海龟产卵场,林柳团队通过多年监测发现,西沙绿海龟是一个具有独特基因型的新地理种群和保护单元,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研究价值。自2016年起,团队每年都有师生赴西沙开展海龟监测研究工作,年均在岛天数超200天,通过开展海龟繁殖生境修复、海洋污染及致病微生物研究、海龟救助和科普宣传等研究与活动,守护好这片绿海龟在中国的产卵场和庇护所。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文治以“鲸豚研究和保护——海鲸类资源分布、种群现状和研究技术”为题进行了分享。他和团队通过照片识别技术,对海南西岸、雷州湾和珠江口的中华白海豚开展长期个体追踪调查,建立了国内覆盖范围最广、连续追踪时间最长的数据库。
在上世纪70年代前,我国对鲸豚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进入80至90年代,随着海洋保护区的设立,以及儒艮、白海豚和白鱀豚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国鲸类研究逐步迈入启蒙期;2000年后,伴随着白鱀豚被确认成为首个因人类活动影响的鲸类灭绝物种,我们迎来了研究的成型期——长江江豚和中华白海豚的系统生态调查相继启动。近十年来,中华白海豚的种群生态学研究日益系统化、长期化,同时,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已关注到涠洲岛的布氏鲸、黄渤海江豚,以及南海的远洋和深潜鲸类。
林文治提到南海作为我国鲸类资源的重要分布区,拥有多样化的海洋景观和丰富的物种。然而,不同生态位的鲸类面临着不同的保护挑战:河口、潟湖和内湾型物种受区源性胁迫力影响显著,亟需开展灭绝风险评估;近海型物种需关注种群状况和生物廊道完整性;而深海型鲸类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深了解。
目前在研究与监测技术方面,团队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手段。从传统的距离抽样、标记重捕法,到如今广泛应用的图像个体识别技术,我们能够更精准地辨识个体、追踪种群动态。这些方法为系统掌握鲸类种群数量、群体结构及栖息地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除了继续推进保护区建设,实施长期种群监测,并制定基于科学数据的保护规划之外,设立国家海洋公园,推动生态旅游、科教与科研的有机整合,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协同也应成为未来海洋保护与管理的重点。林文治特别强调,种群的脆弱性关键在于栖息地的丧失。与其急于建立新的生态廊道,我们更应聚焦于如何有效保护它们现有的栖息地,从源头上减缓人类活动对海洋动物生存带来的压力。
自2013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到2015年启动试点,再到2021年正式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中国正在积极构建全球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以“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改革”为题在本次工作坊进行分享。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分类中,国家公园只是六类保护地之一,地位平等。而在我国,国家公园被赋予“主体地位”,面积占自然保护地体系的56%,承担着首要性、主导性、先进性与示范性的作用。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始终将“生态保护第一”置于首位,核心目标是将“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自然资产”的原真、完整性传承下去,这一点与国际上许多国家公园有所不同。例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在设立之初,将“保护”与“享用”并列为目标;而在中国,“生态保护”具有绝对优先性,体现了我们对自然遗产的深刻责任。
杨锐老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公园具有两大特征:“保护第一”与“天人大美”。从“质”的维度看,我国自然基底分为国土生态空间、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4个层级,国家公园是原真性、完整性最优的“自然之核”;从“量”的维度看,规划中的国家公园将覆盖陆域面积的10%以上,管辖海域约11万km2,形成规模庞大的生态保护矩阵。但我国国家公园多位于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与地方发展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社区人口众多,治理难度极高。同时,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生态脆弱区,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又面临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自然保护地,尤其是作为“最高品质自然空间”的国家公园,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载体。我国自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各类自然保护地陆续出现,但长期缺乏顶层设计,导致部门重叠、管理冲突。杨锐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如今,我们正以国家公园为“模范生”,示范带动其他类型保护地深化改革,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升整体保护效能。在国家公园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核心的关系。我们强调自然优先,人类应当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同时,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也要统筹社区生计,提供高水平的自然教育、国民游憩与生态体验,实现生态惠民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同样是聚焦海洋关键物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海南三亚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黄晖结合科研数据与实地经验,分享了当前我国在珊瑚礁保护与修复中面对的挑战与成果。由于造礁石珊瑚生存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苛,导致珊瑚礁的分布范围只局限于南北纬30°之间的热带和亚热带浅海海区。中国拥有约3.8万平方公里的珊瑚礁,且毗邻世界三大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的珊瑚三角区,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珊瑚物种生物多样性。
珊瑚礁作为一种生态系统,是以珊瑚礁岩体为依托发育而成的生物群落和其所处生态环境形成的统一整体,各组成要素间借助物种流动、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形成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复合体。虽然珊瑚礁仅占全球海域面积的不足0.2%,却养育了超过1/4种类的海洋生物。
珊瑚礁还是重要的国土资源,具有保护海岸和岛礁、响应与调节气候、生态旅游等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价值。而现阶段,珊瑚礁正承受巨大的环境压力,1957年至2007年间,全球造礁石珊瑚覆盖率下降了约50%,其威胁因素包括过度渔业、气候变化导致的珊瑚白化、海水酸化、极端气候事件等。黄晖提出,珊瑚礁的保护需要全球协作与多方行动,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管理、海洋保护区建立与珊瑚修复、科普教育公众参与等。此外,黄晖老师与学员分享了珊瑚礁生态修复的逻辑、技术与实践经验,包括建立保护区、进行基线调查、制定修复方案、效果评估等,并强调了建立、完善效果监测评估体系及科技手段的谨慎运用在珊瑚礁保护与恢复行动中的重要性。
在海南保护地管理案例分享中,海南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海南万宁大洲岛国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的机构代表分享了保护区、社会组织等不同身份、职能和视角下,海洋保护的工作方法、保护措施和未来方向。
海南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以珊瑚礁及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处科研与宣教科科长李长青向与会者分享了保护区的资源情况、现场巡查巡护、科普宣教情况、生态修复成效。保护区有造礁石珊瑚16科43属137种、软珊瑚14种,平均硬珊瑚覆盖率为21.03%。管理处出台多项方案,建立管护队伍,配备巡护设施,基本实现巡护巡查常态化,有效控制保护区内人为活动。在生态修复方面,保护区创新采用了“生境重构与底质稳定结合”的保护恢复技术体系,科学划分功能片区,精准投放特制生态礁基重建海洋生态,修复成效明显。此外,保护区积极发挥科k8凯发集团普宣教职能,先后建设西岛珊瑚礁培育实验中心、标本展览馆和志愿者服务基地,并作为中国珊瑚保护联盟副主任委员单位,在海洋、珊瑚宣传日开展科普活动,带动公众开展海洋生态保护公益活动。
来自海南万宁大洲岛国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的杨镇源,在分享中系统介绍了该保护区的基本概况及当前实施的保护管理措施。大洲岛国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于1990年9月30日由国务院批准建立,是中国首批五个海洋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与历史意义。该保护区以珍稀物种金丝燕及其栖息环境为核心保护对象,同时涵盖完整的海岛—海洋复合生态系统,是我国南海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之一。大洲岛不仅拥有独特的自然禀赋,也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历史。世代居住于此的渔民长期以来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形成了以出海捕鱼为代表的传统生计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长期互动的地方智慧。然而,随着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这一脆弱的生态系统也面临着开发与保护的严峻挑战。
为应对生态保护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张力,杨镇源介绍了保护区当前所采取的一系列管理措施:一是依法拆除岛上的违章建筑,减轻人为开发对自然生境的破坏;二是开展经常性巡逻执法,强化对保护区内各类活动的动态监管;三是清理互联网上涉及非法旅游等不良信息,从源头遏制潜在破坏行为;四是主动走进周边社区,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推动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内首家专注可持续渔业的本土NGO,致力于从政策、经济、技术、文化等多维度推动滨海渔业社区可持续发展,积极充当不同系统间的“翻译”、“桥梁”和“协作者”角色,为政府提供渔业治理决策参考,替行业设计绿色发展方案,向公众传播蓝色生态文明理念。
来自智渔的刘艺分享了机构在北港岛开展的多方携手的滨海生态保护实践。北港村(岛)东南部近岸海域属于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保护水域范围,大部分属于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北港岛也是海南著名的旅游景区,旅游业带来经济收入提高的同时面临着环境保护、游客监管的问题。智渔通过科学监测如海草监测调查、底栖生物调查、湿地鸟类调查等摸清社区生态资产底数,监测后通过开展海草种植、划定“亲海区域”、营造候鸟栖息地的活动来共创社区生态资产管护机制,其重点是联合科研机构与高校,开展社区的科普培训、交流与调查活动,让社区从“旁观者”变“守护者”,从“靠海吃海”到“懂海护海”。游客监管的困境、如何平衡海草修复与赶海空间、生态恢复的长期价值与村民当下的生计需求是智渔在未来工作中进一步平衡保护与生计要面对的主要挑战。
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所长卢刚分享了机构受陵水县林业局湿地管理中心委托,在陵水双湖地区开展保护地现状及威胁调查的工作。陵水双湖指的是位于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和黎安港海洋公园(海草特别保护区)之内的两处潟湖。双湖地区红树林及海草床资源保存较好,物种种类和数量较为丰富,同时社区人口密度高、农田使用率高,人工水产养殖业有一定发展。
为进一步了解本底资源和主要威胁,团队通过无人机航拍、现场调查、文献查询,了解双湖地区红树林和海草床的分布现状和变迁的历史。通过开展社区调查,对赶海、放牧、养殖等人为干扰活动进行分析,对涉海旅游业态现状进行调查。现阶段,已识别出双湖地区涉海保护地主要面临的威胁,包括生物入侵、渔业捕捞、养殖活动、污染排放、海洋工程和旅游活动等。消除威胁是保护地有效保护的重要指标,未来机构将在管理部门的支持下,进一步开展综合管理工作。
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韩玉分享“社会组织在海南保护区保护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与探索”。蓝丝带创立于 2008 年,由一群热爱海洋的企业家、志愿者组成。机构先后在三沙市、三亚美联村、铁炉港青田村、文昌东郊镇、儋州老市村和三亚后海村开展工作。
2022-2023年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在三亚市铁炉港红树林保护区实施了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管理的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支持的“三亚市铁炉港红树林保护区‘退塘还湿’生态修复及可持续利用项目”。 通过开展30亩的红树林湿地综合修复试点工作;搭建村民赋能课堂,组织保护区周边黎族妇女为主的村民志愿者参与生态保护与导赏员培训,开展生计转型试点;提升周边社区居民生态环境保护及管理意识,协会使红树林生境得到修复,生物多样性得到改善,沿海社区的生计及生态环境管理能力得到提升。最终协会还在红树林生态修复的两项指标种植面积和生态修复保有率的基础上,增加了外来物种清理与防治、底栖生物恢复、红树林修复抗病虫害、红树林重点保护物种扩展试种(红榄李)、红树林修复景观建设,达成共七项指标。韩玉认为目标清晰、科学规范、因地制宜、持之以恒,是支持蓝丝带走到今天的关键。
在本次海南省海洋保护地能力建设培训的分组讨论中,三组代表以“如何动员社区与公众参与海洋保护”为议题,深入剖析了工作的经验、挑战与优化路径,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了关键指引。
在经验积累上,多维度举措成效显著。在基础管理层面,立标识牌、加强巡护等手段为海洋保护地秩序维护筑牢根基;社区动员维度,通过村居参与、主题活动、传统媒介宣传等方式,有效激活社区参与活力;部门与多方联动方面,各部门协同、保护地管理部门与社会组织、科研院所合作,以及志愿者网络、新闻媒体的助力,形成了海洋保护的强大合力;科普宣教工作通过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活动,提升了公众海洋保护意识。
在困难和挑战方面,无序赶海、舆情频发影响海洋保护地管理与舆论环境;保护与生计、地域、执法等多重矛盾,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给工作推进带来阻力;同时还存在部门沟通协调不畅、管理权属不清、资金政策支持不足、社区参与方向不明等问题。
大家也提出相关的建议,包括落实划区赶海、联合执法、开发替代产品等管理措施,借助自媒体、公益论坛、旅游宣传扩大影响,通过政策提案、项目申请强化支撑。同时着力解决部门协同、资金投入等深层问题,平衡保护与发展,转变传统观念,建立长效机制,推动海洋保护地公众参与工作提质增效,为海南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夯实社会参与基础。
海洋保护地,是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支撑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我国海洋生态保护地位关键的海南省举办本次工作坊,正如一次“涓流汇海”的努力,汇聚了政府、科研与社会组织等各方的力量,我们希望为共同的问题寻找方案,为未来的行动凝聚共识,共同推动我国海洋保护地的进一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