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6年第5期“专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0年回顾与展望暨《中国科学院院刊》创刊40周年纪念”
基于樊杰团队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智库类研究成果,在解析开展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空间治理体系领域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的同时,重点综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需求的智库贡献。主要包括:(1)持续开展国家尺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前期重大课题研究,形成中国科学院面向区域协调发展领域、支撑“五年规划”建议起草和纲要编制的智库品牌。(2)系统开展主体功能区理论、方法和政策研究,率先提出地域功能理论、空间有序性法则、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双评价”方法,为国家决策部门推动主体功能区从空间规划形态上升为国家区域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制度提供可行方法。(3)在《中国科学院院刊》首发论证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在空间规划中的基础性作用,首次提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科学理念与建设途径,以及首先开展“相对贫困地区”生成机制与政策框架研究,在推动我国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前瞻性引领和科技支撑作用。
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着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显著差异,但在政府管理特别是国家治理层面,将空间治理作为施政管控的着力点,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市场机制在调控空间均衡发展方面往往失效,发展目标上表现为重经济效益而轻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收益上表现为重空间效率而轻空间公平,效率追求过程中又重短期效益最大化而轻长期收益最大化。因此,追求综合效益最优、兼顾效率与公平、短期和长期效益并重的空间治理更需要发挥政府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加剧,空间失衡——主要表现为忽视自然承载力而盲目发展、强者占用更多的空间资源且忽视承担相应的空间责任,以及空间占用边际负效应递增而缺乏制约机制——问题不断涌现,这已成为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挑战。因此,政府更应当注重空间治理中人与自然和谐、权益与责任共担、开发与保护并重等问题。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解决国土空间开发无序、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自“十二五”以来,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历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下简称“五年规划”)的重要篇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重大战略成为党中央出台最密集的国家战略领域。“十五五”规划建议更是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成我国现代化区域战略体系,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可见,空间治理关乎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大局,涉及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共生、区域间相互作用和中央到地方尺度效应等科学问题,事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城乡区域间发展均衡等政治议题,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衡量政府能力的核心指标。智库研究从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战略需求出发,为政府提供科学、客观、可行的决策参考,必须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能力,必须长期系统地探索客观事物的发展演变规律,必须全面掌握国际经验教训和准确理解中国国情及时空差异特征。地理学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核心,在揭示空间分异规律、探究区域特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优势,是空间治理、区域发展等决策应用领域的重要应用基础性科学。基于综合人文地理学,过去20多年,樊杰研究团队围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系统性开拓性智库研究,将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政策建议,服务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在该领域的智库品牌(图1),在我国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优化中国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格局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图1 樊杰团队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a)与政府相关文件(b)词频分析
1 持续开展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前期研究,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为中央决策提供全面系统的智库研究成果
“五年规划”在中国规划体系中处于核心和统领地位,是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总遵循。地理学直接服务“五年规划”始于“十五”计划研制;此后,持续在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空间治理领域开展以国家尺度为主的前期研究,聚焦问题导向,着眼发展规律,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在关键的时间窗口,依托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的“五年规划”前期重大研究课题,为“五年规划”编制开展研究、提交报告,为中央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和中央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纲要提供参考和依据。其中,“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时期关于主体功能区的研究支撑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形成和实施;“十三五”“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时期,樊杰团队针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区域战略开展的系统研究,在《中国科学院院刊》连续出版3期面向“五年规划”的专题,专题名称依次是“‘十三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十四五’规划的区域战略与空间治理”和“‘十五五’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优化”。该系列专题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的智库品牌,产生良好社会影响。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4000美元迈过“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然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具体而言:
1.区域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然难以为继。
2.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明显、“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滞后等问题突出。
3.区域间低水平竞争和重复建设依然存在,部分地区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过度开发、竞相上马同质化项目造成产业结构趋同。
1. 提出采取纵向层次和类型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健全空间规划体系。“十一五”时期以来,我国空间规划体系逐步走出“重发展规划、轻空间规划”的认知误区,虽然空间规划的价值日益受到各级决策管理部门的认可和重视,但是在实际规划过程中却时常出现不同部门规划职能不清晰、不同区域规划内容相矛盾、不同渠道规划资源被浪费的现象,亟待整合空间规划资源和健全空间规划体系。提出以“4层次+X类”为架构合理配置国土资源、合理组织空间结构、合理实施区域政策,形成覆盖全国不同空间尺度、适宜社会主义特色、统一协调可执行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2. 提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维目标导向的地域规划新理念。我国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长期以来存在过于偏重经济发展指标的倾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在很长一段时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单一的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掣肘。提出应当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所构成的三维空间内明确区域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建议通过深入推进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践行地域规划新理念。具体而言:经济效益侧重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态效益强调所有开发区域和保护区域的发展模式都应当与本地资源环境相协调,社会效益提倡保护区域应当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将主体功能区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提供科学支撑,该纲要中明确“发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国土空间开发方面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由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此背景下,我国区域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突出问题,具体而言:
1.区域协调发展在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中出现无法避免的难点,过于依靠投资拉动、资源和能源产业结构占比较高的地区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困难突出,区域差距有被进一步拉大的风险;
2.国土空间开发无序的状况依然存在,开发利用和合理保护的配套政策不完善、空间管控约束力度不足,影响主体功能区战略落地的实际成效;
3.区域空间治理规划体系交叉重叠、缺乏衔接,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有待提升,区域发展管理的长效机制有待完善。
1.提出构建长远目标导向和现实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格局。战略意识薄弱和目标导向缺失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短板和弱项,容易导致我国区域重大战略碎片化、下位规划盲目化,进而产生规模不当、分布无序、结构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当以目标导向为主导、问题导向为补充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方针和政策体系,以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和自然岸线格局为基础部署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格局,以陆海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开放为指引打造国土空间全面开放战略格局,不断优化不同区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结构。
2. 建议推行差异化且具有空间层级特质的城镇化和精准扶贫脱贫策略。忽视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差异性是我国空间管制和区域治理领域十分突出的问题,缺乏差异性、“一刀切”的制度设计逻辑极易导致规划和政策的针对性差、可操作难度大和失效风险高。为此,一方面,顺应新型城镇化战略导向,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城镇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响应脱贫攻坚的时代需求,将贫困地区按照不同空间层级进行分类,通过针对性的政策帮扶和差异化的考核监督实现区域精准扶贫和有效脱贫。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采纳了“空间结构”的概念表述,明确指出“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国土空间开发强度,增加生态空间”,倡导推动形成城市化、农业和生态安全三大战略格局。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1个五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GDP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区域发展差距面临由扩大到缩小的历史性拐点。然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未根本破解、治理体系和创新能力未能适应高质量现代化发展要求、现有区域经济布局难以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共同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
1. 建议积极推进以战略、规划和政策为核心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我国面临空间治理体系尚不健全、空间治理能力相对薄弱、空间治理水平较为有限的现实困境,同现代化要求差距较大。我国应当完善政府、市场、公众和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参与的中国特色现代空间治理模式,在党抓战略的指引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治理的作用,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统领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探索化解深层次矛盾与发展瓶颈的区域协调新机制。
2. 提出不断优化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拉大、不平衡矛盾日益凸显,“先富起来的地区富得更快”成为主导趋势。“十四五”时期应当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模式,引导经济和人口向都市圈、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等核心区域同步集聚。同时,应当构建重大生产力布局新形态,着力提升国家产业体系的完整度、竞争力和安全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规划》)单独设立篇章,着重强调“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理念,明确构建以“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核心的战略体系,倡导“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指出“制定差异化政策,分类精准施策”和“提供有效转移支付”对于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承前启后、巩固提升的关键时期。这个发展阶段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
1.全球资源供给短缺和生态环境容量逼近极限,需要我国在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寻求高质量发展路径;
2.国内消费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且增长乏力,需要我国调整优化内部结构开辟新发展空间;
3.发达国家凭借技术领先优势设置规则和科技壁垒、部分发展中国家凭借成本低廉优势抢夺分流生产链,需要我国依靠科技创新化解外部复合压力。
1. 应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新质生产力布局”区域模式。创新链和产业链双方动态耦合构成现代化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的核心,两者空间收敛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趋势,应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良性互动和协同提升的创新模式,在激活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能动性的同时注重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科技创新水平差距,协同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和新质生产力布局,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2. 形成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功能区。区域发展格局趋向稳定态的重要目标是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均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应当摆脱单一考虑经济效益的思维定式,注重发挥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应构建生态、社会文化和产业经济三重空间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区,在遵循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原则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打通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通道,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崭新模式。
3. 适时调整优化主体功能定位以服务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为更好地以主体功能区为载体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良性互动,应当调整国家层面“城市化地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的具体定位,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基础上叠加4类特殊功能区,向上构成综合功能区、向下细化功能分类,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新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突出强调“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并进一步提出“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等实施路径。
2 系统创新“主体功能区”理论方法和应用方向,与国家决策部门协同推动主体功能区从空间规划提升为国家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制度
早期,为解决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国土空间开发无序和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地理学在创建地域功能理论和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规程的基础上,编制完成我国首部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基础制度。近期,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着力开展主体功能演变和区划优化、主体功能综合布局、特殊功能区形成机制等研究,推动主体功能区从生态保护为重点转换为实现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统筹。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核心贡献主要体现为:划分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明确各地的发展定位,有效破解“一刀切”难题;确定城市化、农业和生态安全“三大战略格局”,实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顶层设计;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在国土空间治理中超前融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了方向性命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与决策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认知存在偏差,往往在“区域经济均衡理论”的导向下,将其狭义地理解为缩小区域经济总量的差距。受此影响,各地方政府往往忽视自身资源环境条件的差异,盲目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试图通过“遍地开花”的开发建设来寻求经济均衡。这种违背地域功能差异性的开发模式,不仅未能有效缩小差距,反而导致了不适宜开发的区域生态破坏严重、粮食安全受损,国土空间开发陷入无序状态。针对这一弊端,地理学引入了“地域功能”理论,指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不是经济总量的绝对拉平,而是使区域综合发展状态(含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人均水平值趋于大体相等。这一理论摆脱了“把经济均衡当作区域协调”的思维局限,为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认知框架。
1. 创立空间综合均衡模型与地域功能演化理论。修正了传统区域经济均衡模型,构建了包含经济、社会、生态三维效益的综合均衡函数,从理论上证明了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化、财政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手段,可以在保持“人—地”关系协调的前提下,实现不同功能区人均综合效益的收敛。
2. 提出区域空间组织新理论与新质生产力布局路径。提出流空间经济网络节点源汇空间组织及创新链—产业链空间收敛理论,明确了主体功能区引导新质生产力布局的路径。
3. 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组织优化原理。探索了主体功能区作为“发展类规划”与“布局类规划”旋转门的技术路径,有力支撑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外开放门户”的战略选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优化等。
这一理论创新直接推动主体功能区从学术概念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包括:通过确立重点生态功能区成为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空间对象,通过生态移民减轻人口压力,通过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和“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推动生态经济落地实践。数据显示,2010—2020年,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均公共预算支出与城市化地区的比值分别从67.5%升至99.4%,切实改善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
以往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点—轴”系统等“空间形态”的理论研究,而“空间结构”(即生产、生活、生态三类空间数量比例关系)的定量化刻画与理论支撑薄弱。这导致过去的空间规划往往“重形态、轻结构”,在方案设计和治理措施上缺乏精准的定量依据和政策明细,难以有效遏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生态和农业空间被挤占的趋势。主体功能区研究引入“三生空间”概念,揭示了空间结构随工业化进程呈现有序演变法则:工业化初期生产空间扩张;中期人—地矛盾达到顶峰;后期生产空间占比下降、生活空间重品质、生态空间获修复。这一发现开辟了前人未曾探索的研究路径,为空间治理提供了定量化抓手。
2. 构建国家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三大战略格局”与综合功能区布局。集成生成了城市化、农业、生态安全“三大战略格局”并不断优化,研制了全国首部主体功能区综合布局方案。
3. 研发“三生空间”优化技术。创建了“功能—结构”空间尺度转换的定量解析技术,首次在广东国土空间规划试点中应用,通过结构性控制参数实现地域功能从宏观战略向微观管理的有效降尺度传导。
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采纳主体功能区划方案。该方案及《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分技术规程》被全国31个省份采用,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40项标志性科技成果”。“空间结构”一词开始出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标志着规划理念的重大转变。2010—2020年,城市化地区成为三类主体功能区中唯一常住人口增长的功能区(增量超1.1亿人),人口和GDP占比分别提升5.4%和1.6%,促进空间结构的优化目标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在区域发展规划或战略制定中,往往忽视资源环境条件的评价,导致以透支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愈演愈烈,资源供给、环境容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产生极大冲突,成为工业化时期的“双刃剑”。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提出及应用,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一脉相承,是完全契合的。它不仅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出发点”(“底图”),更是实施过程监督和规划效果评价的“指挥棒”。正因如此,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最终被国家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制度。
创建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双评价”技术体系,填补了国土空间规划自主创新关键技术的空白。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
1. 创建“双评价”与主要控制线协同划定技术。破解了承载对象不确定、承载力动态性和承载体流动性等难题,开发了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协同划定技术,实现了“双评价”结果对“三区三线”划定的精准支撑。
2. 开发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技术。首创融合承载力“原值、存量和潜力”的动态评价原理,建立了“压力—状态—响应”预警机制,根据“短板效应”原理由高到低设置红(极重警)、橙(重警)、黄(中警)、蓝(轻警)、绿(无警)5个预警等级。
“双评价”技术被自然资源部发布为技术指南,在全国及省市300多个国土空间规划中全面应用。监测预警成果直接支撑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预警技术方法由13部委发布并在全国试行,支撑主体功能区上升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制度。
3 在《中国科学院院刊》首发3个可持续发展与空间治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在国家制定相关战略、规划和政策中发挥了作用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现代空间治理的核心价值导向,重塑了空间治理逻辑,使其从单纯追求经济产出最大化转为追求人地关系协调。而现代空间治理策略也在不断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等挑战的过程中,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地提供实现路径。地理学在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空间治理领域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国家公园群、相对贫困地区等前瞻研究,政策咨询价值获得国家有关部门充分肯定,有些智库成果已被广泛采纳应用。
中国地域空间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产业结构及城镇化特征,使得自然地理条件对于经济布局和人口分布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规划选址、测算规模和确定开发利用功能导向的过程中,自然地理条件不是温和的“背景板”而是刚性的“天花板”。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忽视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性分析和评价,不能根据当地自然本底条件制定科学合理的适应解决方案,因而难以做到因地制宜,进而无法有效提升规划实施的科学性和效果。
通过在汶川灾后重建规划和规划工作中的开拓性研究与应用实践,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在各类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决策中的基础性作用,破解自然地理条件在规划中的“缺位”困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由人类主体和自然客体之间的交互耦合作用形成,是反映自然系统支撑人类活动可持续性的关键阈值和揭示自然本底条件的综合指标。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以资源、环境、生态和灾害等条件评价为基础,紧密结合各地具体功能需求,作为“指挥棒”深度嵌入规划全过程(规划设计的出发点、规划实施的落脚点、评估规划成效的指南),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可承载能力范围内,科学谋划哪里必须保护、哪里适宜开发,以及如何协调布局,发挥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规划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2019年《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标志着其基础性作用从理念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20年自然资源部印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试行)》,明确指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完善空间治理的基础性工作”,意味着其基础性地位已经内嵌在全国标准化、规范化和强制性的技术流程之中。
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地理环境独特,拥有非常丰富的原真性自然景观和人文遗产,集中连片且各具特色的优质资源使其具备能够以国家公园的方式开展体系化建设的空间条件。为在青藏高原地区打造具有全球显示度和国家代表性、品质上乘且特色鲜明的国家公园体系,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必不可少。
在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和进而推动开展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中,首次提出“国家公园群”概念、以“国家公园群”的整体架构推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体系化建设,强调在充分考虑空间邻近性的基础上应当注意体现协同性,规避同质化建设和恶性竞争的潜在风险,同时还应当推动空间结构和定位结构的优化调整,降低被有限容量“卡脖子”的可能性。在建设路径方面,提出“前向基础研究—规划方案研制—后向管理支撑”全链条科技支撑方案,倡导建立国家主导的跨省域管理体制和农牧民持续受益的社区协同机制。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概念和建设思路目前已经被国家采纳。2022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明确提出形成“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意味着其已经从科学考察和学术建议逐步转化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划。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基础性战略任务。当前,中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发生深刻转变,即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推动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构建常态化帮扶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已成为当前科学研究和战略谋划的时代命题与前沿方向。
基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开展的全国扶贫专项规划研究,首次引入“相对贫困”概念,发现我国相对贫困地区的形成,是内生脆弱性(自然承载力薄弱和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和外生压迫性(区域差距拉大和全球风险冲击)长期作用和互相强化的结果。提倡以全局视角推动相对贫困地区优化调控和空间治理,具备发展条件的应积极推动生态和资源比较优势价值化,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应稳步推动自然承载力减负和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水平提升。
研究成果为科学应对我国相对贫困地区发展问题提供参考,特别是在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之后,我国不同于其他大国相对贫困人口占比较小的特征,具有较大比重的相对贫困人口,不仅加剧了防止返贫的难度,更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成严峻挑战,关于分类施策、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化,以及资源收益分配应更加兼顾相对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长期利益等前瞻性研究的智库成果已引起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关注。
地理科学的价值在于其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面向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空间治理体系领域开展研究,解决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无序发展、盲目建设等时代难题,为国家健全空间治理体系和提升空间治理能力作出了智库贡献。及时、有效地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为相关政策文件出台和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撑与思路指引。
智库应长期且耐心地开展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国家面临更加复杂的现实环境与更具挑战的治理难题,这使得过去积累的治理经验已无法完全应对未来甚至当下的现实情况。日益加大的管理难度对智库的建言献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智库长期扎根所在研究领域,跟踪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在该领域形成特色鲜明的智库品牌。通过对社会需求的长期、持续追踪,摆脱碎片化研究的局限,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梳理其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其未来的演变趋势做出科学预测,更好地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
樊 杰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刊》编委。主要从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主体功能区理论方法、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空间治理的科研教学和应用实践工作。
樊杰, 高鉴, 周侃, 等. 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现代空间治理领域的研究进展与智库贡献——基于樊杰团队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文的综述和解析.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6, 41(5): 88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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